三、重难点详解

　　「知识点」第一章“两汉散文发展演变大势”

　　（一）两汉散文发展演变大势

　　秦代散文作家可提及的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是受到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进入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两汉的散文，除《史记》、《汉书》等史传散文外，还有大量的政论文及抒情、叙事文。汉代政论文的主流文风，是切中时事，朴厚无华。同时，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文风几经迁转，文章的行文造语也在东汉后期向着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期数量不多的抒情、叙事、杂论散文，往往情感浓郁，饶有文采。

　　（单选题）东汉前期散文的创作倾向是（ ）

　　A.情感浓重、文气纵横

　　B.平实沉稳、引经据典

　　C.崇实诚、斥虚妄、通达深刻

　　D.抨击时弊、愤世嫉俗

　　「答案」C

　　「知识点」第一章“两汉散文发展演变大势”

　　「解析」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汉初期，贾谊等的情感浓重、文气纵横；西汉中后期，刘向等的平实沉稳、引经据典；东汉前期，王充等的崇实诚、斥虚妄、通达深刻；东汉后期，王符、仲长统等的抨击时弊、愤世嫉俗。

　　（二）贾谊散文的代表作及其创作特点

　　贾谊在汉初思想家中忧患意识更为深浓，他的文章指出了藩国之忧、匈奴之患、政治秩序混乱、经济失本无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往往据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文章气势犀利、情感激扬、切直晓畅。

　　贾谊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铺排渲染的战国纵横家遗风。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之风神。

　　（三）刘向《战国策叙录》的特点

　　成帝初年始，刘向受命校理群书，为一些典籍写了叙录，其中更著名的是《战国策叙录》。它简要介绍了该书的编校、名称等情况之后，重点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化以及纵横家应运而生等历史情状。情感浓郁，气势纵横。刘向的奏疏文大都引经据典，切实平妥，《战国策叙录》则文气盛壮，颇具纵横之风，是一篇情文俱佳的好文章。

　　（四）《新序》、《说苑》的文学价值

　　《新序》10卷和《说苑》20卷，在刘向散文中更具文学价值。两书都是采集群书中的逸闻琐事编撰而成，寓含劝诫训教之意，其中很多篇章类于后来的志人小说。其中的篇章，以简短笔墨，描写人物言行，传达其形貌和精神，主要是继承了《左传》的写人笔法；但是由于它不再穿插于历史叙述之中，而成为独立的故事，就具有了更多的文学意味。这类故事，对后来的文言小说（尤其是志人小说）有不小的影响。

　　「知识点」第二章“《史记》的编撰体例”

　　（五）《史记》的编撰体例

　　《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规模宏大的通史。司马迁参照前代多种史著，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这种新的体例。

　　《史记》之前的史书，或以编年记述（如《春秋》、《左传》），或分国别记事（如《国语》、《战国策》），或以记言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总是显得单调疏散，事件之间、人物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融会贯通。

　　司马迁则在前人基础上，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五种体例相互配合，构成有机的整体。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表，依年月摘记大事；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世家，记载王侯各国状况；列传，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核心部分，它们以本纪为中心，世家、列传依次分布在外围；而表、书则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司马迁开创的著史体例，一直影响着我国两千年的历史著述。历代史著，体例或有些微变化，但总未超出司马迁的五种体例和基本格局。

　　（单选题）《史记》中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的体例是（ ）

　　A.本纪

　　B.世家

　　C.列传

　　D.书

　　「答案」C

　　「知识点」第二章“《史记》的编撰体例”

　　「解析」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表，依年月摘记大事；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世家，记载王侯各国状况；列传，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

　　（六）司马迁的生平际遇与《史记》创作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出身于史官世家。西汉时，他的父亲司马谈仍为太史令，至望继《春秋》而著史，未能如愿，憾恨而卒。司马谈是一位博辨学者，其学术思想的博通兼容而倾向道家，及其撰著史书的夙愿，都对司马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家世渊源，个人的政治际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都有很大影响。史官世家的出身，对司马迁的人生道路影响更大，鲜明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使他从小就得到优良的文化熏染，并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坚定的著史志向。第二，“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族荣誉，令司马迁甚感自豪，激发出强烈的著史愿望，成为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更有力支柱。乃至后来他遭受腐刑，忍受羞辱和无限痛苦，著史的愿望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撑。

　　为了著史，司马迁曾有目的地漫游各地，实地考察历史遗迹，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每到一处，他必去访问古迹，收集史料，聆听当地父老讲述历史事件，了解其山川物产、社会风俗。汉武帝元封年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阅读、整理史料，开始了写作《史记》的工作。

　　对司马迁写作《史记》发生较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李陵事件”。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以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他的降敌，实出无奈，他必然伺机报效汉朝。武帝大怒，囚禁司马迁并施以腐刑。这个不幸遭遇，使他屈辱愤怨至极，痛苦不堪，也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

　　总之，从司马迁的出身、经历及其思想心态来看，他写作《史记》有内外不同的动因。基于家族荣誉感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著史愿望，是他著述《史记》的内因，是更根本的动力：“李陵事件”所激发的“发愤”心态，是他著述《史记》的外因，这个遭遇使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