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我们研究西方文论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通过对西方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出现的理论主张与理论思潮的分析与研判，可以明了其成就与不足，以及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差异，既不夜郎自大，亦不盲目崇洋，而是以冷静科学的态度，力避其偏颇，吸收其营养，以助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其二，我们可据此看清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共通性，这有助于我们以超民族、超地域的理论视野，进一步认识文学艺术的奥妙以及某些普世价值与发展规律，从而使我们的理论与创作更具世界性意义。
　　其三，西方文论是西方文明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只属于西方，亦是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与价值，自然亦不仅止于文学艺术，而是关乎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不仅可丰富我们的文学艺术知识，拓展我们的文艺学视野，还可扩充我们的文化结构，丰富我们的文化人格，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古希腊文论——概述
　　1.政治方面：
　　雅典形成了比较开明的奴隶主民主制；
　　斯巴达形成了制衡权力独裁的双王制及公民大会制度。
　　2.经济方面：
　　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海外贸易、各城邦之间的贸易亦蓬勃发展。
　　3.思想文化方面：
　　先后出现了著名哲学家、科学家。
　　古希腊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岛上就已出现了最早的国家。
　　社会形态：
　　公元前11—前9世纪：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
　　公元前8—前7世纪：奴隶社会进一步形成。
　　公元前6—前4世纪：许多城邦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已达到高度繁荣的境况。
　　毕达哥拉斯（前580至前570—约前500）最早发现了勾股定理，并提出了“数字和谐”的宇宙观；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80至前470）最早提出了“万物皆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开创了关注人类本身的“伦理哲学”；
　　柏拉图（前427—前347）创建了旨在认识世界本质的“理式哲学”，以及以“理想国”为标志的“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创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并在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

　　4.文学艺术方面：
　　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同步，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也极为繁荣，形成了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高峰。
　　早在公元前9一前8世纪，荷马史诗已广为流传，至公元前6世纪已有定本完成。此后，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不断涌现，如著名诗人赫西俄德、萨福、品达，伟大的寓言作家伊索，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喜剧家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阿里斯托芬，三大雕刻家米隆、菲迪亚斯、波利克里托斯，等等。
　　与文学艺术的繁荣相关，古希腊人也早就开始了关于文艺起源、文艺特征、文艺技巧、文艺功能等问题的思考。
　　1.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提出了“美是和谐统一”的见解，并具体指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至统一，把不协调导至协调。”
　　2.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见解，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
　　3.德谟克利特进一步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摹仿”说，更为明确地强调：
　　“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此外，德谟克利特还注意到了文艺作品的美与创作主体的情感状态及心灵境界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德谟克利特有过对文艺作品审美功能的思考，认为人类有着超越动物的大的快乐追求，而这“大的快乐”，是“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德谟克利特的这些见解，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古希腊时代的文艺思想更为集中地见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相继有着师生关系的哲学家的著述中。但因苏格拉底很少有著作传世，其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其弟子柏拉图的对话录，并为柏拉图所传承，故本章主要介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柏拉图所写的对话录，涉及政治、伦理、教育、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其文艺思想集中见于《大希庇阿斯》《伊安篇》《高吉阿斯》《会饮篇》《斐德若篇》《理想国》《斐利布斯篇》《法律篇》等。
　　
　　柏拉图

　　一、理式与文艺作品的本源
　　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是文艺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这一基本问题上，古希腊时代长期盛行的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所主张的“摹仿说”，认为文艺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柏拉图承认这类“摹仿性”作品的存在，但他从自己的哲学观出发，认为这类作品是不真实的，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是“和真理隔着三层”的“幻象”。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应是“摹仿”的产物，而应是诗人凭借某种神力，在“迷狂”状态中创作出来的。
　　这样的作品当然不是源于摹仿，而只能是以他所说的“理式”为本源的。
　　柏拉图的哲学观
　　宇宙万物存在两种形态：
　　1.独立于主体之外，但又非物质实体的理式。此类理式，见之于天外境界，无生无灭，无声无色；不可捉摸，是一种超时空的绝时存在。
　　2.具体可感的事物，即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触摸到，有生有灭，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世界。柏拉图认为，这类可感的事物正是由理式派生出来的，而派生万物的理式世界不是一般人能够知晓的，只有那些因为有着绝对美德而羽翼丰满，能够飞得最高的灵魂才能更多洞见。而这样的灵魂，“附到一个人的种子，这个人注定成为一个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
　　柏拉图之所以对“摹仿”性诗人大加指责，认为其作品不真实，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其远离了理式世界。柏拉图认为，“悲剧家既然也是一个摹仿者”，因而在本质上，其作品“和真理也隔着三层”。正是由柏拉图对“摹仿”性的文艺作品的不满，我们可进一步看出，在柏拉图心目中，文艺作品的本源应是理式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
　　柏拉图对超时空的理式世界的描述自然是荒谬的。但细察柏拉图的论述可知，他所说的理式，是神的创造，并不等于神本身，因此，他有时又将“理式”称为“事物的本体”“真实存在”“真理大原”等等。据此又可明确看出，柏拉图反对摹仿的见解中，是包含着注重主体创造，注重文艺作品的内在意蕴与精神境界之类的合理成分的。
　　这可以启示艺术家，目光不要仅仅停留于现实性的可感世界，而要探究可感世界背后的更为深刻的东西。

　　二、迷狂与文艺创作的心理特征
　　与反对“摹仿”相关，柏拉图认为，“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正是在“神力”作用下，诗人兴高采烈，神飞色舞，处于“迷狂”状态。那些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能够垂范后世的优美诗歌，就是在此“迷狂”状态中创造出来的。
　　“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柏拉图
　　诗人何以会有“神力”凭附？又何以会进入“迷狂”般的“灵感”状态？
　　这种“神力”实际上是人的灵魂的回忆能力。柏拉图认为，凡是人的灵魂，都曾天然地“观照过永恒真实界，否则它就不会附到人体上来”。但因当初灵魂飞升程度与所见“永恒真实界”的程度的差异，人们的回忆能力是不一样的。“凡是对于上界事物只暂时约略窥见的那些灵魂不易做到这一点，凡是下地之后不幸习染尘世罪恶而忘掉上界伟大景象的那些灵魂也不易做到这一点。”而只有那些羽翼丰满，能够高飞远举，能够更多看见“永恒真实界”的灵魂，才有此回忆能力，才能在见到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之后，惊喜不能自制，而陷入迷狂状态。
　　在柏拉图心目中，哲学家和那些“高明的诗人”就是拥有此类灵魂的人。故而哲学家能够透过现实看到事物的真相，“高明的诗人”不必凭借技艺即可创作出优美的诗歌。
　　柏拉图关于“神力凭附”“灵魂回忆”之类的神秘说法，显然是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对文艺创作奥妙的一种主观臆测。他对创作过程中理智与技艺因素的排斥及否定显然也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论述无疑又包含着值得肯定的见解。

　　见解一：
　　充分肯定了文艺活动中的“灵感”“迷狂”之类现象。事实证明，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只有进入心醉神迷的“灵感”“迷狂”状态，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因此，就柏拉图对“灵感”“迷狂”本身的推崇而言，是符合实际的。
　　见解二：
　　明确强调了艺术与技艺的区别。在当时希腊的文艺界，以及后来的西方文论史上，许多人将艺术等同于技艺，更注重对修辞规则、艺术手法之类的探讨。柏拉图则认为“灵感”才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关键。这一见解是有助于认识艺术活动的内在特质的。
　　见解三：
　　强调了文学艺术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所说的“神灵附体”，虽玄虚莫测，但他亦曾明确地指出：“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灵魂的羽翼要靠这些品质来培养生展，遇到丑、恶和类似的相反品质，就要遭损毁。”
　　他还在对话录中，反复强调过道德人格之于一位诗人的重要性。柏拉图的出发点虽是为其理想国服务的，但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这类主张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

　　理论辨析
　　在许多人心目中，柏拉图仇视诗人，因为他曾坚决主张要将诗人驱逐出他所设计的理想国，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由柏拉图的具体论述可知，他并非要驱逐所有诗人，正如朱光潜先生曾指出的：“柏拉图并非不要诗和艺术，只是不要当时流行的那种诗和艺术。”
　　柏拉图自己也曾说的很明确：“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实际上，在柏拉图心目中有两类诗人，一是神智清醒的“摹仿性”诗人，二是凭借神力创作的“迷狂性”诗人，或称“高明的诗人”。他要驱逐的只是“摹仿性”诗人，他所反对的只是出于“摹仿性”诗人之手的缺乏真理性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对题材不加选择，逢迎低劣人性的作品。而对于“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他是大加赞赏、极力推崇的。

　　三、理想国与文学艺术的功能
　　柏拉图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责任感与宏伟政治抱负的哲学家，出于对希腊城邦已分裂为“富人之国”与“穷人之国”的忧虑，他提出了理想国的构想。他所设计的理想国是由三个等级的公民构成的。
　　
　　正是基于理想国的构想，柏拉图特别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功能，他强调文艺作品必须要有助于培养国民理性、勇敢、忠诚、节制、守法之类的人格素质。为此，他为文艺创作制定了诸多禁令。

　　第一，禁止“谩神”。
　　例如不能在文艺作品中描写神的说谎、贪婪、偷情之类，更要禁止写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的故事。因为“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如果让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神也失去了“神圣性”，人性势必会受其影响，进而败坏。
　　第二，禁止在文艺作品中描写英雄与其亲友之间的争吵，以及伟大人物的痛哭哀号之类失去理性的部分。甚至不准“诗人把一个好人写成轻易就发笑，尤其不能把神们写成这样”，因为这不利于培养人的理性素质。
　　第三，禁止阴森恐怖之作，甚至主张在文艺作品中要避免诸如“呜咽河”“泉下鬼”“枯魂”之类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因为这不利于培养人的勇敢气概，尤其对儿童有害。
　　例如有的故事讲神乔装成许多异方人的形状，在黑夜里到处游行，柏拉图认为这样的故事就“不仅渎犯了神，也使儿童们变怯懦了”。
　　第四，禁止逢迎低劣人性的淫靡之作，因为这类作品会使群众养成无法无天、胆大无耻之类的习气。柏拉图虽承认快感是艺术美的体现，但强调这快感不应该是随便哪一个张三李四的快感，而应是以道德为基准的“较高的快感”，应是最好的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所喜爱的快感。

　　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摹仿性”诗人，是因为依据他的禁令，“摹仿性”作品存在两大罪状：
　　—是不真实，远离了作为“真理大原”的“理式”。这类作品往往以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丑化好人。
　　二是败坏人性。柏拉图认为，在摹仿性艺术中，诗人为了讨好群众，往往是在逢迎人性中的低劣因素。
　　意义及后世影响
　　柏拉图为文艺创作制定的各种禁忌，显然有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想象，如果严格实施柏拉图的创作主张，诗人、艺术家必会顾虑重重，难以施展才华。但柏拉图充分注意到了文学艺术在培育健康人格、高尚人性方面的作用，特别是他指出的文艺作品对不谙世事的儿童的心理影响，至今看来，仍是值得重视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观方面，柏拉图并非仅是一位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除了注重文艺作品的政治、道德教育功能之外，他还注意到了文艺作品的美育作用。他曾这样深入地论述过音乐美的效果：“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其次，受过这种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地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很正确地加以厌恶；但是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
　　他还曾主张：“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围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他的这样一类思考在西方美育思想史上亦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深度思考
　　俄国19世纪著名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但是柏拉图的著作比亚里士多德的具有更多真正伟大的思想，或许他的理论不仅更深刻而且更充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评价也许不够严谨，但有助于矫正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贬抑柏拉图而过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