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字念‘瞌’，可以组词‘瞌睡’，造句就是，上课时不能打瞌睡，大家一起念，K-E……”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里有一间特殊的教室，一位身穿警服的“老师”手拿初中语文课本在墙壁的黑板上一笔一画写着，而听讲的十几个男孩子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窗外的阳光打在脸上，满脸稚嫩，如果不看统一的监狱服装和短发，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正在认真听讲的学生曾是犯过抢劫、纵火甚至强奸、杀人罪的未成年在押人员。

　　从多年前开始，天津市第一、第二看守所对于所关押的一审判决下达后，自己或同案被告人又提请上诉的或刑期一年以下的未成年在押人员，就已选派有经验的管教对他们进行专门的文化课教育。

　　用文化来战胜愚昧与罪恶，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

　　父母的冷漠和暴力让他把网吧当家

　　据介绍，未成年在押人员大都在学校时成绩很差，如果学校将他们推向社会，流落到社会上后交到不好的朋友，没钱花了便想到抢和偷，便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记者从看守所了解到，在天津市第一、第二看守所的未成年在押人员中，因父母离异或非自然缺损而犯罪的约占85%。

　　小志长得很瘦弱，秀气的脸上满是羞涩，没人能想象得出这名清秀的少年曾残忍地杀害了与他同龄的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特殊的教室里，小志是学员中写字最工整好看的一个，也是管教老师指派的小组长，负责监督收发其他未成年在押人员的作业。

　　“我爸我妈总吵架，每次他们吵架我爸就找机会打我，我讨厌上学，就出去玩。”小志说，父母冷漠的婚姻关系和充满暴力的管教方式使他感觉孤独，于是他整日沉溺于网络游戏，将网吧当成家。

　　在学校里，小志的学习成绩非常差，因多次无故旷课，初三下学期被学校开除。小志为了上网，开始利用一切方式搞钱，如果不是那次偷窃钱包被邻居家女孩小梦看到，如果不是害怕小梦告诉自己的父亲，他也不会用刀把小梦杀死。

　　“妈妈写信告诉我，我给家里写的那些信，他们每天都会看一遍，特别是我爸，边看边哭。”小志低着头，大滴的眼泪不断落下，他说自己夜里经常做噩梦，他对不起小梦，对不起爸爸。小志说，每到接见日，虽然明知见不到他，但他爸还是一早就守在看守所门口。知道他在看守所里补习文化课，他爸又几乎每隔两天就写信给他鼓励他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半年的时间里，从满纸错别字到可以流利地写要物单，写信，小志感觉自己进步了很多。

　　小志说，学习写字对于他父母是份安慰，也让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还有希望。

　　最大愿望是学会写字后给妈妈写信

　　一些因贫困而无力求学的外地打工者，由于年纪小，找不到工作，游荡街头而成了一些成年犯拉拢的对象。这样的未成年在押人员在看守所里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坐在第一排的小彦盯着黑板，频繁地抬头又低头，一笔一画费力地在笔记本上写着字。小彦进看守所之前一天书都没读过，对于他来说，黑板上斗大的生字个个张牙舞爪，令他头疼。

　　16岁的小彦老家在河北省的农村，从小父亲去世，与母亲靠几亩薄地过活。14岁那年，小彦来到天津，希望通过同样来津打工的老乡找到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但几个月过去了，小彦不仅没有找到老乡，手里仅有的钱也花光了，于是开始沿街乞讨。几天后，一些社会上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在马路边看见了正在沿街乞讨的小彦，小彦为了吃顿饱饭开始懵懵懂懂地帮这些人“做事”，拿着棍子和水果刀抢劫走夜路的情侣，有了钱之后，小彦第一次喝到了可乐，吃到了烤鸡翅和羊肉串，去了台球厅和按摩房。在多次听到受害人的惊慌喊叫和哭泣声后，他变得麻木而残忍。在一次抢劫时，因为受害人大声呼救，竟残忍地将受害人杀死。

　　刚进看守所时，小彦要靠管教一笔一画教写自己的名字。“我犯事后，我妈急得眼睛都快哭瞎了。”小彦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远在家乡的母亲。

　　来到看守所后，小彦第一次学习写字，现在小彦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写字后，给母亲写封信，告诉母亲他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日回家和母亲团聚。

　　据介绍，大多数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文化程度很低，相当部分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低往往造成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差，这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兵的个子很矮，神情怯弱，看上去非常胆小。据看守所的管教介绍，小兵非常聪明，很喜欢做数学题，每次下课后就数他提的问题最多。如果当初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4岁的小兵也许会是某重点初中的数学尖子生，而不会因纵火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小兵的父亲是一所医院的主任医生，母亲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小兵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又各自再婚，当时只有3岁的他便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14岁生日那天，他跑到爸爸家，爸爸和新妈妈连门都没让他进，给了他1000块钱就把他轰了出来。他又跑去找妈妈，而妈妈怀抱着和现任丈夫生的女儿，隔着门缝偷偷塞给他500块钱。拿到钱的小兵开始整日流连于网吧和各大饭店，荒废了原本很好的学业，也逐渐成了一个终日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一次，只因一件小事就对某小商店店主不满，小兵竟然在深夜用酒精泼洒并焚烧了小商店，给店主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看守所里的管教员不是警察，他们是我伯伯，是我的老师，我要好好学，出去以后还要考大学。”通过看守所里管教伯伯们的帮助，如今的小兵正在复习高自考的辅导教材。他说自己从心里服这些身穿警服的伯伯，只要伯伯们说的事情，他一定去做。

　　近日，因为小兵表现良好，已被减刑一年。

　　未成年犯罪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辍学、流学、退学的现象很常见。而据调查，在天津市第一、第二看守所里，大部分未成年在押人员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为了帮助未成年在押人员提高文化水平，天津市第一和第二看守所都选派有教学经验的管教每天为未成年在押人员讲授文化课。

　　每天早晨7点半刚过，老闫就已经到岗，拿起教案为八点钟开始的文化课做准备，他风趣地把这段时间叫做“一个人的早自习”。

　　52岁的老闫是天津第二看守所里的管教，主要负责看守所里大约四十多名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并负责教语文、数学、地理等基础科目。为了帮助未成年在押人员提高文化素质，第二看守所将每天上午都定为学习时间，由老闫和其他几名管教负责为未成年在押人员讲课。为此已经年过五旬的老闫已经写下了几本厚厚的教案，每次讲课之前都要先预讲上几遍。由于长期辛苦工作，老闫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这些孩子都很好学，最喜欢语文课，毕竟学会写字了就可以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未成年在押人员，这个曾当过十年兵、也曾做过十几年的刑侦工作的老警官眼神里透出了父亲一般的温情。而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一旦失去自由，这些犯过重罪的未成年在押人员都很珍惜学习机会，下课时还会围着管教问个不停。

　　下午一点半，是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文化课的时间，而49岁的老卢就是这十几名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文化课老师。与第二看守所不同，第一看守所的未成年在押人员一般犯有重罪而且被关押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所以有着二十年管教经验的老卢承担的授课任务也更重，但老卢和这些未成年在押犯人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文化课时间，要上两节课，语文数学和地理都从初一的课本开始讲，每天布置一篇生字或数学题作业，上课以前会温习以往的知识，但不设置考试。虽然每个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文化课基础不同，但几年的教学经验显示，只要把课程的速度放慢，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接受程度都比较好。

　　虽然老卢说话有天津口音，但他讲的课大家都爱听。为了树立未成年在押人员的自信心和兴趣，老卢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准备教案上，总是想方设法地在课程里穿插讲些小故事，而他最欣慰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教过的未成年在押人员有了进步，说话有条理了，也更加有法制观念了。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些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他们感情的投入也非“特效药”能立竿见影。为了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自己寻找违法的根源，节日到了，老卢也会给每个早已离开看守所的孩子寄一张小小的卡片；春夏秋冬季节变换时，老卢也总是记得多关照未成年在押人员的父母勿忘送暖递凉；中秋团圆节，老卢还会买一些月饼、学习用品给孩子们。

　　“他们的年龄比我儿子都小，熟了之后都叫我卢伯伯。”老卢笑着说，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些未成年在押人员虽然都犯过罪，但他们还只是孩子，多给一些爱和关怀，一定会慢慢懂事起来。